超大城市人口密集、流动性强，一直都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。此次上海疫情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渐恢复，劫后重生的城市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理性反思。你觉得从上海这次疫情中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？

唐亚林：

1. 构建新型运作原理：确立以事为中心，关键时候找得到人与组织，推进党建引领下统合型治理，弘扬情感治理方式。

2. 重视城市治理与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复合，建构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“平战结合体系”。

3. 重构新邻里守望之道：将“党员双报到制度”做实，注重组建以邻里互助、楼栋互助、志愿者互助、小区互助为核心的“在地志愿者”组织体系，形成“党员志愿者+志愿者队伍”力量体系，把防范重大公共危机的第一波冲击、实现社区居民自救与互救作为基层治理的重中之重。

唐亚林老师曾在上海重点智库论坛上提出“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型范式具有八大要素”，即 “权力、空间、组织、人、事、资源、技术（平台）、价值”，可以请您就这”八要素“展开说说我们如何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的合力发展目标吗？

唐亚林：

根据不同的治理任务、治理层级、治理场景，建构信息共通、平台共建、事务共议、服务共享等运行机制体系，从而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的科学化、现代化、效能化。

在当代中国，超大城市要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，着力建构党建引领下的统合型城市治理新型范式。

首先，在超大城市治理的“党组织—政府组织—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—公民”五大权力主体关系建构中，要围绕“党组织”这一核心主体，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其他组织和广大人民的领导和整合作用，形成“纵向到底、横向到边”的统合型城市治理权力结构体系。

其次，通过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、建构数字化治理平台，最大程度统合各类组织、各类主体、各类资源、各类事务、各种需求、各种服务等，建构“需求导向和服务提供直接对接”的统合型城市治理平台体系。

最后，通过发挥“治理”的连接、整合、管制、分配、服务等作用，将“治理”统合“人”、“事”与“组织”的城市治理要素体系与“发展”统合“治理”、“服务”与“秩序”的城市治理内容体系有机统一起来，建构党建引领统合城市治理、经济治理、社会治理等三大治理领域事务，建构“事务协作和过程连通”的统合型城市治理机制体系，从而为建构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“五位一体”的超大特大城市新型治理范式奠定基础。

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，让现代城市有了“智慧”，如上海利用大数据打造“城市大脑”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，请您就此谈一谈当下我们如何打造包容、协作、智慧的现代城市？

唐亚林：

1.人类社会进入新技术、新智能时代，这是大势所趋。

2. 信息通讯技术（ICT）嵌入到各种治理结构、治理体系之中，形成新的平台与生态，并产生一种“五生”形态（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），其中生产方式的智慧化、生产方式的技术化带来了人、组织与城市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改变。

3. 技术形态压缩了科层制治理空间，缩短了生产方与消费方的距离，打造个性化产品，共建了各方联通平台，推动了共建共享共治共荣的治理体制与机制的生成。

4. 注重数字化生存方式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与阶层鸿沟，推动更大程度的包容性、协作性与智慧化社会的生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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